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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也像兽一样整个资料贴】

出处:本站 责任编辑: 时间:2018-08-09 [ ] 查看全部评论

  陈氏无子,且多病,颇受穆宗冷落。隆庆二年,穆宗沉湎酒色,陈氏微谏,被责令迁居别宫。隆庆三年正月,御史詹仰庇巡视皇城,遇医官从皇宫出来。医官透露宫内情况,说皇后居处别宫,病情十分沉重。詹仰庇随即上疏对穆宗说:皇后是先帝为陛下所选,是宗庙、社稷之主,也是四方家人效法的榜样。现在皇后迁居别宫已近一年,以致抑郁成疾,皇上却从来不闻不问,将来一旦传扬出去,岂不有损于皇帝的圣德,被天下的人讥讽吗?请陛下收回成命,让皇后回到中宫(坤宁宫)调养。穆宗却说:皇后侍联多年,没有生子,最近又得了病,移居别宫是为了有个安适的环境,以便养病。给事中王之垣也劝穆宗,穆宗仍固执己意。

  穆宗死后,神宗继位,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万历六年(1578年)加尊号“贞懿”,十年加“康静”。史载,神宗对这位非亲母亲也十分孝敬。神宗早在当太子时,每天早晨,过奉先殿(皇宫内祭祖之所),拜见过父母之后,总要到陈皇后哪里去问候一下。陈皇后每听到神宗走来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万历二十四年病故。

  长子朱翊钧早已被立为太子,即位成为万历皇帝,当时虚岁10岁。28岁的李贵妃成为天字第一号寡妇——皇太后。她和陈皇后一同被尊为皇太后。李氏为慈圣皇太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待遇、地位相等。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陈太后逝世,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李太后成为唯一的、母仪天下的皇太后,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李皇后对万历要求十分严格,每天天不亮就责令他起床读书。如果他用心不专,就罚他长跪。一次万历酒后失态,拔刀割下两个小太监的头发,李太后闻之大怒,祷告祖庙,意欲废除万历,改立潞王为君。经过劝导和万历的苦苦哀求才算作罢。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虚岁19岁的万历皇帝到母亲居住的慈宁宫请安,发现慈宁宫的一位宫女年轻貌美,遂宠幸了她,还赏赐了一些首饰。事后皇帝忘个精光,这位姓王的十七岁宫女却怀孕了。李太后发觉了这一情况,不过她并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因为此时万历皇帝虽然已经有了皇后和几位正式的妃子,但是还没有子女,抱孙心切的她一直巴望后继有人,王宫女的怀孕满足了她的心愿。她把皇帝叫来对质,万历根本不愿承认也看不上低贱的宫女所生儿子,矢口否认。李太后命人取出《起居注》来给他看。皇室血脉不容混淆,皇帝对于宫女嫔妃的宠幸的时间、地点、宫女身份、所赏赐物件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称为《起居注》,这样一旦她们生下子嗣,可以对证。在《起居注》面前,万历只好承认,李太后怕他情急之下杀死王宫女灭口。开导他说:“我已经老了(其实还不到四十岁,但是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很短,加之结婚早,三十几岁做祖父祖母的大有人在,称之为老也很正常),还没有孙子,如果是男孩,那是我们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分什么贵贱?”

  光宗朱常洛,神宗长子,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十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皇帝位。九月一日逝于乾清宫,谥“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享年39岁。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四日葬庆陵。熹宗即位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

  在母亲的压力下,万历在万历十年(1582)四月册封王宫女为恭妃,八月份生下长子即后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就在这一年,万历皇帝以子嗣为名,一日选取了九个嫔妃,她们都是来自京师附近地区的美貌良家少女。其中有一人成为后来分外得宠的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给万历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自然希望宠妃的儿子成为太子,觊觎皇太后宝座的郑贵妃也极力撺掇。但是群臣竭力反对,要求立长子为太子,李太后也希望立长子。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万历没有能够立郑妃儿子为太子。但是他采取消极怠工的方法,也不立长子为太子,一直拖到长子二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名分。明朝皇帝一般几岁就被立为太子,万历本人就是五岁为太子。李太后也终于等不及,将万历叫来质问。万历说出真心话:“她只是个都人(对宫女的蔑称)的儿子罢了。”李太后闻之大怒:“你也是都人的儿子!”万历忘记了母后的出身,口出不肖,此时诚惶惊恐,连忙跪下。不久,终于将王恭妃之子立为太子。

  虽然勉强立了长子为太子,但是李太后无法迫使儿子喜爱王恭妃。后来王氏长期失宠,被囚禁在冷宫,见不到儿子,昼夜啼哭,以至眼睛哭瞎。最后临死的时候太子去看望她,将门口的锁砸碎之后才进得了门。王氏摸着自己儿子的衣服说:“我儿长这么大了,我死也瞑目了。”很快咽气。当时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恭妃享年47岁。从被宠幸到最后死亡,一生都是一幕悲剧。9年后,她的儿子、孙子先后即位,她被尊封为皇太后。

  郑贵妃的儿子已经年纪一大把还赖在皇宫中不肯到封地去,谋图皇位。郑贵妃声称要为皇太后庆祝了七十大寿尽孝心之后才走。李太后训斥说:“我的二儿子潞王也能随随便便跑来祝寿吗?”(明朝规定,限制诸王行动,不允许离开封地,更不许擅自来京城。)恰巧李太后在七十岁生日的一个月前逝世,并未能做寿,这样郑妃的儿子就没有任何理由留在京城了。在李太后去世45天之后,郑妃之子终于离开京城到河南去当福王,太子的威胁终于解除�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即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皇后、皇贵妃,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长号而出。第二天,隆庆皇帝即死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据高拱后来回忆说,张居正每次看护小皇帝读书,总是和冯保到文华殿东小房里密谈,直到小皇帝讲学完毕才结束。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穆宗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两人欢相得,不啻(chì)兄弟”。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冯保想起穆宗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张居正则面色如水,心中有数。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zhēn)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由于仆婢都逃逸了,身上没多少钱,只能到一些小店里吃饭。一直到了良乡,才得到张居正为他请来的驿传勘合,可以坐着政府的驿传还乡。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李太后像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王“中和琴”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比较喜欢禅学,太和居士。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万历元年(1573),他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帝鉴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1582)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他之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了下去。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的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所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移,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厌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的永远的价值所在�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整整十年间,张居正一直被神宗帝以师礼相待,尊称为“元辅张先生”,实际取得了封建专制体制最高决策人的地位。他充分利用这种特殊条件,按照既定的设想,稳健而扎实地推行全面改革。他制定“考成法”以解决中央集权问题,设立“职官书屏”以解决人事问题,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吏治腐败,很快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建成一个操纵自如、运转灵活的权力机构。他又从整顿田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地,并以此为基础推地“一条鞭法”,进行赋役制度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安定了。史称“万历年间,最称富庶”,说明他富国的目标成功实现了。此外,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找到当时外患频仍的症结,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解决了无兵无财无将的难题,基本成功实现了他强兵的目标。

  综观张居正的各项改革,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纪纲。张成正认为,当世危机表现最为严重的是君主势衰,政事弛靡,政局失控,“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人乐于因循,事趋势于苦窳”。他在隆庆年间即上书直言其近日以来,朝廷宗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湮,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漏网终逃”。万历元年(1573)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又指出:“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列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顾上之督之者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菇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有成,岂不难哉!”针对这种君主政治赖以运行的庞大官僚机器等几乎瘫痪的状况,张居正提出必须“振纲纪”。他说:

  他所说的“纪纲”指的是君臣统治集团的权力法纪,“振纪纲”就是要强化君臣统属关系,加强君主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这主要有三层内容:一是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他说:“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同上)法纪刑赏之权如同“太阿之柄”,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否则就会失去权威,失去对群臣有效控制。二是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他说:“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诏令是君主政治权威的实际运用和具体体现。在君主专制社会背景下,全部政治的运行主要由君主颁行诏令自上而下推动,“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君主的诏令不能得到有效、彻底的执行,则君主权威何在?君主又怎控制群臣百官?三是君主要严明法制。他认为,君主“无威”,臣下就会“无法”,而严明法制则是强化君威的制度保障。他详细辨析了徇情与顺情、辰作与操切之异同,坚决反对徇情和操切,说:“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认为“顺情”指“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则是“严刑峻法,虚使其民而已。”显而易见,“徇情”和“操切”是对纪纲的极大破坏,而正确的做法为“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21〕如此方能提高法制权威,进而使君威振作起来。

  如果说张居正试图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地改革,化解现实社会危机,重振君主专制统治的纲纪,那末,对于王阳明来说,无论是其学说层面上推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实际政治操作层面上颁“乡约”,力行“十家牌法”等,都无非是要将他拯救现实社会危机,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秩序的道德原则融贯到社会实践行为之中。就这方面而言,张居正和王阳明在思想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1、帝王母亲的尊称。《史记.吕太后本纪》:“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书.后妃传上.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宫国大务听参决。”明沈德符《野获编.宫闱.圣母并尊》:“唐宋人主妃为嫔所出者,御极以后,尊后为太后,而进所生母为皇太妃。虽恩礼无异,而嫡庶尚分也。至后唐庄宗,以嫡母为太妃,而以生母为太后,冠履倒置......我朝列帝非后出者,比临御时,多不并尊。唯景帝初登极,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按,清代凡皇帝生母均为皇太后�

  “女流”,《儒林外史》第41回记载:“看她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杰的光景。”这是对旧时女人的泛称。

  “女郎”,古乐府《木兰辞》中有“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之句。寓有“女中之郎”的壮志之意,也是对年轻女子的代称。

  “巾帼”,源自《晋书》,是古代妇女头上的装饰物,借以代表女性。当时诸葛亮伐魏,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对方不应战,诸葛亮便把妇女的头饰遗下,以此辱笑他不如一个女人。后来,人们常把妇女中的英雄豪杰称之为“巾帼英雄”。

  “裙衩”是古代妇女的衣着装饰,泛称女性。多在小说、戏剧中出现此词。《红楼梦》第1回:“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衩。”“淑女”,指温和善良美好的女子,文学作品中常见此称谓。《诗经·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故对年轻美丽的女子总是冠以“玉人”、“璧人”、“佼人”、“丽人”、“玉女”、“娇娃”、“西施”、“尤物”、“青娥”等称。

  称别人的妻子为“太太”、“夫人”,此外还有“会阃”、“室人”、“令间”之称。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内子”、“内助”、“中馈”、“糟糠之妻”等�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十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几十年前就曾出现过刘瑾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在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二十七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首先,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的政治局势对他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其时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次辅。高拱其人,气量狭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30],他骄傲独断,不把张居正等其他阁臣放在眼里,“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31]。胸怀大志的张居正耻居人下,想要施展抱负,摆在他前面的却是高拱这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方面隆庆皇帝对高信任有加,在他的心目中,高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靠首辅,他称赞高为“振今豪杰之才,稽古圣贤之学。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32],临死之时,“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33],这样看来,高拱的地位是极其牢固的,不采取非常手段势难撼动其首辅地位;另一方面,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已经恶化,二人相互猜忌而互为戒备。高拱一直以副手视张居正,他只容许张居正以副手的身份在内阁驯顺办理,此焉能为以管仲、诸葛亮自比,自负为经国干济之才的张氏所乐于接受?于是从隆庆六年二三月间开始,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以言官为前哨的对垒攻击便开始了。高拱的得意门生、吏科给事中宋之韩首先发难,倡率另外两个给事中贾待问、匡铎连续上疏,攻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曾为居正会试座主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其致仕,“搏击取胜,时论不与”[34],与此同时,对高拱的旁敲侧击和正式弹劾也已展开,以户部给事中曹大野的“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疏为甚,而后隆庆帝立即将曹大野谪外,还对高拱诚挚慰留,高度肯定他的人品和政绩。形势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常的程序和手段下,此时以张居正的实力还无法挑战高拱,不仅升任内阁首辅遥遥无期,因与高氏的矛盾激化,甚至连固守原位也几乎成了奢望。在自身难保的危急形势下,阳谋不能达到目的,张居正只好采取阴谋手段。事实上不管他愿不愿意与一个宦竖勾结,和当时李贵妃母子身边的红人——冯保结盟都将是他必然的选择:隆庆旦夕将亡,朱翊钧即位后,李贵妃势必母以子贵,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无疑将是冯保的。而在明代,内阁负责替皇帝拟旨,司礼监代皇帝“批红”。如能将内阁与司礼监联成一气,事情自然会好办得多。对这一点,久居内阁的张居正当然看得很清楚。何况此前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已激化,在张居正看来,与冯保结盟不仅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这样一来,张居正选择与冯保结盟,合力构陷高拱并将其驱逐,便成了势在必行之举了。

  其次,从冯保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高拱不愿意司礼监分内阁之权,一心想将“批红”之权也收归内阁。而冯保在政治上具有野心,他因长期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一再受高拱的扼制,几次三番未能升任为掌印太监,由此深恨高拱:“初,司礼监之首珰缺,时冯保以次当进,而偶有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缘上意,荐陈洪。洪,故长御用者也,例不当司礼而得之,保恨洪因并恨拱。洪因而力为拱内主,然其人不甚识书,久之,以忤旨罢出外。而孟冲,长尚膳者也,与司礼远,而以割烹当上意,拱复荐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觉之。”[35],冯保自知势难见容于高拱。在万历登极的第一天,高拱即上疏吁求皇帝及时视朝,亲览章奏,自主裁决政务,对一切重要政事俱直接批交内阁,而非转由司礼监处理,言下之意就是要将司礼监之权归于内阁,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已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可见二人矛盾由来已久。而冯保长期见宠于李贵妃,与万历和陈太后的距离也比高拱要近得多,他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选择张居正作为政治同盟也成了势所必然:张居正久屈高拱之下,也有驱逐高拱的强烈愿望;斗倒高拱后,张居正以次辅升任内阁首辅自是情理之中,到时候内外一气,朝廷上下将无人能与他二人为敌。而冯保长期在太后皇帝身边服侍,深受信任,要利用皇室“主少国疑”的敏感心理对高拱进行构陷几乎是易如反掌。于是在张居正与冯保紧锣密鼓的阴谋策划中,壬申政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实际上是被高拱逼成的。高拱同时与张冯两人都酿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迫使二人合力对付他,这不能不说是高拱的失策之处,抑或是他自信狂傲的性格所致。张冯的政治结盟彻底改变了万历一朝前十年的政治形态,二人几成只手遮天之势。由是张居正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新的政治理念,“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36];而冯保得以巩固了自己宫内第一权宦的地位,也便利了借机敛财中饱私囊。张居正与冯保均知二人的联盟是危急之时的必然选择,二人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种认识客观上巩固了两人的关系,所以在外人企图离间张冯的时候,虽然“数用计使两人相疑”,但二人却“旋复相好”[37]。这并不是因为二人志趣相投、相交深挚,实在是形势所逼。只要二人稍生罅隙,便易为人所乘,重蹈高拱的覆辙。张居正作为一个从传统儒家教育走出来的官员,和一般士人所耻与为伍的宦官相交,与其共划阴谋,他对此需要作出道德操守上的牺牲;而冯保为了保持与张的融洽,也不得不约束党羽、稍事收敛。但这些所谓牺牲毕竟都是次要的,共同的利益才是动力的来源。所以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本质上讲是一种共同利益的结合体。

  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政治结盟,走上了权势的顶峰。十年秉政,荣宠至极。身死之后,俄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一全过程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自嘉靖以来,内阁握有实权的官员相互倾轧、内讧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权力更替的方式。张璁、桂萼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严嵩之与夏言,徐阶之与严嵩,高拱之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与李春芳、赵贞吉,张居正之与高拱,这些内阁官员的纷争,无一例外是以斗倒了前任首辅作为上台方式的。历届首辅虽显赫一时,身败名裂却也在顷刻之间,极少有人能幸免。这种当权与失势之时的落差在张居正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方其秉政之时,皇帝亦尊其“元辅张先生”,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38];然而居正身死之后,万历又是如何“阴佑先生子孙”的呢?万历十二年,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江陵府地方官闻风封了张宅,等到负责查抄的京官到来,张家已经饿死十余口。因对查抄出来的财产数量不满意,问官们对张家人重刑拷问。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苦不堪刑,自缢身亡,次子张懋修自杀未遂,侥幸保存一条性命,这就是张居正十年辛劳于国家所得到的酬报�

  “家”字一族。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高或年纪大的亲戚。如家父、家尊、家严、家君:称父亲;家母、家慈:称母亲;家兄:称兄长;家姐:称姐姐;家叔:称叔叔�

  “舍”字一族。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低或年纪小的亲戚。如舍弟:称弟弟;舍妹:称妹妹;舍侄:称侄子;舍亲:称亲戚。

  “小”字一族。谦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如小弟:男性在朋友或熟人之间的谦称自己;小儿:谦称自己的儿子;小女:谦称自己的女儿;小人:地位低的人自称;小生(多见于早期白话):青年读书人自称;小可(多见于早期白话):谦称自己;小店:谦称自己的商店。

  “老”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如老粗:谦称自己没有文化;老朽:老年人谦称自己;老脸:年老人指自己的面子;老身:老年妇女谦称自己。

  “敢”字一族。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如敢问:用于问对方问题;敢请:用于请求对方做某事;敢烦:用于麻烦对方做某事。

  “愚”字一族。用于自称的谦称。如愚兄:向比自己年轻的人称自己;愚见:称自己的见解。也可单独用“愚”谦称自己。

  “拙”字一族。用于对别人趁自己的东西。如拙笔:谦称自己的文字或书画;拙著、拙作:谦称自己的文章;拙见:谦称自己的见解。

  “敝”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如敝人:谦称自己;敝姓:谦称自己的姓;敝处:谦称自己的房屋、处所;敝校:谦称自己所在的学校。

  “鄙”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如鄙人:谦称自己;鄙意:谦称自己的意见;鄙见:谦称自己的见解。

  另外还有寒舍:谦称自己的家;犬子:称自己的儿子;笨鸟先飞:表示自己能力差,恐怕落后,比别人先行一步;抛砖引玉:谦称用自己粗浅的、不成熟的意见引出别人高明的、成熟的意见,等等�

  【称字】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司马君实,苏轼为苏子瞻,苏辙为苏子由等。

  【称号】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

  【称斋名】指用斋号或室号来称呼。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斋名为诚斋,人们称其为杨诚斋;姚鼐因斋名为惜抱轩而被称为姚惜抱、惜抱先生。再如称蒲松龄为聊斋先生,梁启超为饮冰室主人,谭嗣同为谭壮飞(其斋名为壮飞楼)。

  【称籍贯】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故而人称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故而人称张曲江;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汤临川(江西临川人);清初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人)。清末有一副饱含讥刺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常熟”即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解。

  【称郡望】韩愈虽系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

  【称官名】如“孙讨虏聪明仁惠”,“孙讨虏”即孙权,因他曾被授讨虏将军的官职,故称。《梅花岭记》有“经略从北来”、“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句,“经略”是洪承畴的官职,“太师”是颜真卿官职“太子太师”的省称,“少保”则是文天祥的官职。《与妻书》:“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司马”指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马。把官名用作人的称谓在古代相当普遍,如称贾谊为贾太傅;“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嵇康曾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至今人们还称其王右军;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遗,故而被称为杜拾遗,又因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杜工部;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被称为刘宾客;柳永曾任屯田员外郎,被称为柳屯田;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被称为苏学士。

  【称爵名】《训俭示康》“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寇准的爵号是莱国公,莱公是省称。《梅花岭记》“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清代多铎被封为豫亲王。《柳敬亭传》“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是明末左良玉爵号宁南侯的省称。再如诸葛亮曾封爵武乡侯,所以后人以武侯相称;南北朝诗人谢灵运袭其祖谢玄的爵号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唐初名相魏徵曾封爵郑国公,故世称魏郑公;名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因功封爵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大书法家褚遂良封爵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北宋王安石封爵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司马光曾封爵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明初朱元璋的大臣刘基封爵诚意伯,人们以诚意伯相称�

  【称官地】指用任官之地的地名来称呼。如《赤壁之战》:“豫州今欲何至?”因刘备曾任豫州刺史,故以官地称之。再如贾谊曾贬为长沙王太傅,世称贾长沙;“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世称陶彭泽;骆宾王曾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岑参曾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贾岛曾任长江县主簿,世称贾长江,他的诗集就叫《长江集》。

  【兼称】如《游褒禅山记》“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前两人兼称籍贯、姓名及字,后两人先写与作者关系,再称名和字;《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前两人兼称官职、字和姓,后一人称字和姓;《梅花岭记》“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兼称官职与谥号,“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兼称姓、官职和名;《促织》“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事”,兼称官职、籍贯和尊称。

  【谦称】(1)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2)古代帝王的自谦词有孤(小国之君)、寡(少德之人)、不谷(不善)。(3)古代官吏的自谦词有下官、末官、小吏等。(4)读书人的自谦词有小生、晚生、晚学等,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辈;如果自谦为不才、不佞、不肖,则表示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能平庸。(5)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舍”等谦词。“家”是对别人称自己的辈份高或年纪大的亲属时用的谦词,如家父、家母、家兄等。“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后者如舍弟、舍妹、舍侄等。(6)其他自谦词有:因为古人坐席时尊长者在上,所以晚辈或地位低的人谦称在下;小可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的自谦,意思是自己很平常、不足挂齿;小子是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的自称;老人自谦时用老朽、老夫、老汉、老拙等;女子自称妾;老和尚自称老衲;对别国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

  【敬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1)对帝王的敬称有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驾,本指皇帝的车驾。古人认为皇帝当乘车行天下,于是用“驾”代称皇帝。古代帝王认为他们的政权是受命于天而建立的,所以称皇帝为天子。古代臣子不敢直达皇帝,就告诉在陛(宫殿的台阶)下的人,请他们把意思传达上去,所以用陛下代称皇帝。(2)对皇太子、亲王的敬称是殿下。(3)对将军的敬称是麾下。(4)对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敬称:对使节称节下;对三公、郡守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称阁下,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如大使阁下。(5)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等。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6)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如“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论语》)。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7)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已经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已经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称帝王的母亲为太后,称祖父为大(太)父,称祖母为大(太)母。唐代以后,对已死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明太祖等;明清两代,也用年号代称皇帝,如称朱元璋为洪武皇帝,称朱由检为崇祯皇帝,称玄烨为康熙皇帝,称弘历为乾隆皇帝。(对尊长者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等。(9)君对臣的敬称是卿或爱卿。(10)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来表敬称,如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等�

  (2)职业的称谓。对一些以技艺为职业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名前面加一个表示他的职业的字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职业身份。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表明职业。《师说》中的“师襄”和《群英会蒋干中计》中提到的“师旷”,“师”,意为乐师,表明职业。《柳敬亭传》中的“优孟”,是指名叫“孟”的艺人。“优”,亦称优伶、伶人,古代用以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后亦称戏曲演员。

  (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贫贱而地位低下时结交的朋友叫“贫贱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叫“金兰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叫“刎颈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叫“患难之交”;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叫“莫逆之交”;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异性好朋友叫“竹马之交”;以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叫“布衣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叫“忘年交”;不拘于身份、形迹的朋友叫“忘形交”;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叫“车笠交”;在道义上彼此支持的朋友叫“君子交”;心意相投、相知很深的朋友叫“神交”(“神交”也指彼此慕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

  (4)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垂髫(tia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花甲是六十岁。古稀是七十岁。耄(mao)耋(die)指八九十岁。期颐指一百岁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谭嗣同》“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当时掌管军事要务。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尹】参见“令尹”条。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如《鸿门宴》“楚左尹项伯者”,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冏卿】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孔雀东南飞》:“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参见“经略使”条。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军事长官。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五人墓碑记》:“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抚军】参见“巡抚”条。《促织》:“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又称作“抚臣”,如“诏赐抚臣名马衣缎”。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地位渐低。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明代有一群很特殊的官员,品级低微,权力很小,却时常能影响国家的许多大事,他们叫“言官”。明代有一个庞大的专职言官体系,这里面养着一群平时什么事都不做就忙着监督考察别人,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向皇帝批谁,直接批皇帝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往往官职很小,分布也很广泛。而其他的官员,即便不是专职言官,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履行言官的一部分责任,就是说,你们看谁不顺眼了,也可以像言官一样直接给皇帝上个折子批谁,这使的这个系统更加的强大和广泛。当然,批人只是言官系统职责的一部分,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皇帝提一些可行建议。虽然言官经常是党争的工具,使的国家政治常常处于内耗之中,但是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拥有言官是政治体制进步的一种表现,它使的更多来自基层的意见可以直接传达到政治中枢系统,影响到权力中心的各种行政决策。明朝的皇帝经常被大臣们逼的毫无办法,并不是因为内阁里谁谁的权力大,而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专门吃饱了没事干提意见的人,当他们的矛头一致的时候,谁也躲不过失败的下场,哪怕他是皇帝。明朝皇帝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言官们经常自己之间打的热闹非常,在很多的问题上很少能达成一致,可是一旦跟皇帝杠上了,大家的矛头可是一致的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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